“夙夜在公”之莫名猜想

  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，中央军委主席，他与中外记者见面，有一个平实而又富有内涵的讲话。他在通篇直白的讲话中，引用了一句古话：“夙夜在公”，引发外界关注。他说，责任重于泰山，事业任重道远。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、与人民同甘共苦、与人民团结奋斗，夙夜在公，勤勉工作，努力向历史、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    “夙夜在公”一词的意思，就是从早到晚，勤于公务，后特指“官吏勤于政事”。该词出自《诗经•召南•采蘩》。
    于以采蘩，于沼于沚；
    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。
    于以采蘩，于涧之中；
    于以用之，公侯之宫。
    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；
    被之祁祁，薄言还归。
3 s9 }9 B3 v0 `    取诗经之意，大意是说，养蚕女涉水入涧辛勤采割白蒿，拿回家来喂公侯家的蚕，不分昼夜地忙活，一旦完成任务，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赶，其女发髻高高、首饰轻摇，然其神情怡然、诚心敬意，干完繁重活儿之后一付心满意足的样子。
    当然，这是“夙夜在公”最早的出处。不过，“夙夜在公”最有代表性的示例，则是《晋书•刘毅传》。如：“毅（刘毅）夙夜在公，坐而待旦”。一部中国历史，可以用来比喻为官勤勉工作的成语多如牛毛，习近平同志任职讲话，选用晋书之语，而又择刘毅之人，窃以为，应有深意。
    《晋书》乃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所撰。唐太宗《修<晋书>诏》有一句名言：“大矣哉，盖史籍之为用也！”其意是说，史书的作用很大啊！唐太宗历来重视修史，今存“二十五史”，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，除晋书外还有梁、陈、北齐、周、隋五代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世民为什么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？史界认为，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，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，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，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，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、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。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，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，以为借鉴。李世民在史论中就提到了“居治而忘危”，“不知处广以思狭”，“以新集易动之基，而无久安难拔之虑”等著名的论断。晋书的修撰者都很出名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房玄龄、褚遂良、许敬宗等人。正是总结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，李世民才会开创大唐盛世之伟业。
    《晋书》有刘毅传。刘毅，字仲雄，东莱掖人（今山东莱州），为西晋著名大臣。刘毅品行出众，操守高洁，为官清正，有“超凡脱俗”的清官形象。他不避权贵，敢于大胆指斥朝政，以致“王公贵人望风惮之”。刘毅寓居平阳时，太守杜恕慕其声名，请他出任功曹，除掌郡府人事外，并参与该郡政务。刘毅上任后，大刀阔斧淘沉汰劣，没多时，被他除名的庸官冗官就达百余人。刘毅因此名声大作，百姓都说：“但闻刘功曹，不闻杜府君。”刘毅锐意整饬吏治，并且卓有成效，深得曹魏集团的嘉许。晋武帝时期，即泰始元年（265年），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代魏称帝，刘毅先后在朝廷担任尚书郎、驸马都尉、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等职。期间，刘毅的正直为人给晋武帝司马炎留下深刻印象，命其掌谏言，负责封驳事宜。刘毅上任，纠劾豪右，严惩贪黩，使“京师肃然”，不法赃官，下起县令，上至太守，望风投印绶而逃。
. g' ?. F6 O5 E/ B; J; v% k: h    刘毅为官之时，坚持探寻吏治fubai的根源。比如，晋王朝的“九品中正制”，便是当时政治fubai的象征。诗人左思在《咏史》诗中说：“世胄蹑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，则为仕途真实写照。刘毅洞察“九品中正制”之痼弊，对扼杀贤才的用人制度，严厉抨击。他上疏申斥“九品中正制”八条罪状，“今之中正，不精才实，务依党利；不均称尺，务随爱憎。所欲与者，获虚以成誉；所欲下者，吹毛以求疵。高下逐强弱，是百布爱憎。随世兴衰，不顾才实，衰则削下，兴则扶上，一人之身，旬日异状。或以货赂自通，或以计协登进，附托者必达，守道者困悴。无报于身，必见割夺；有私于己，必得其欲。是以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。最后，他指出“九品中正制”“毁风败俗，无益于化，古今之失，莫大于此。”要求“罢中正，除九品，弃魏氏之弊法，立一代之美制。” 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，这一时弊，正是晋王朝此后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刘毅奏疏中的观点，广为识者和后人赞同。三百年后，“九品中正制”终被科举制所替代。
3 S. }1 v! E# y: ]6 j6 B( W% C    刘毅整天忙于公事，每天天不亮就等着上朝，言谈议论恳切直率，不屈不挠，被朝廷内外的人所敬仰。刘毅对自己的家人也管束很严，他的妻子儿女有过错，亦从不宽宥，立即付之刑杖，时人佩服其公正廉明。
" u) ]5 I, h6 f% i& l9 {    习近平同志任职讲话，引用“夙夜在公”，或许是不经意之举。但好读书、读史书可能是他的习惯之一。也许，我们不该妄下结论，但是，他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“贪污fubai、脱离群众、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等问题”，强调“必须下大力气解决”。这也充分表达了他希望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的决心。

习近平同志提出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”，引发上下共鸣。
8 L% @7 J1 N' V& X5 }! S    这句话的由来，是邓小平同志。1992年1月18日，邓小平南巡，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时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陪邓小平在月台散步。邓小平当时有个谈话，他说，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。”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，如春雷一般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，推动了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，成为推进中国跨越发展的巨大动力。习近平同志今天讲这句话，其实也是想向外界说明，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。
    “空谈误国”一词，来自于“清谈误国”。该说法应该源自清代顾炎武先生的总结。习近平同志十八大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纵论中国历史，也曾经提过到魏晋南北朝。魏晋时代，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，被王羲之砭为“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”，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，遂有顾炎武“清谈误国”之说。
   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之风，其实是有渊源的。早在魏晋之前，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，战国时代的“百家争鸣”，东汉时期的“夺席谈经”，都是士人间的思想学术辩论活动。魏晋清谈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“匹夫抗愤,处士横议”的清议运动。清谈后来不仅是魏晋时期士人的学术交流方式，也成了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他们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，这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。魏晋时期，名士任情放达，风神萧朗，不拘于礼法，不泥于形迹，高自标置，箕踞啸歌，白眼世俗，居丧食肉，临吊抚琴，纵酒酣畅，放荡形骸。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，最终影响国体和国运，确实让魏晋从此沉沦下去。晋武帝时期的傅玄曾说过，“使天下无复清议，而亡秦之病，复发于外矣。”没想到，傅玄的“亡秦之病”一语成谶，西晋灭亡似乎验证了他“清谈误国”的论断。
0 g2 K* A9 i' M" T7 {    不管怎么说，专家怎么解释，“清谈误国论”确是一种历史现象。唐太宗李世民推动主修《晋书》，其目的就是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，他其实最想总结的，就是魏晋没落的原因。因此，唐修《晋书》就说，“有晋始自中朝，迄于江左，莫不崇饰华竞，祖述玄虚，遂使宪章弛废，名教颓毁，五胡乘间而竞逐，二京继踵以沦胥。运极道消，可为长叹息者矣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胡三省注也称:“清谈之祸，迄乎永嘉，流及江左，犹未已也。”顾炎武在评述正始之风时，也称“以至国亡于上，教沦于下，羌戎互僭，君臣屡易，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?”当然，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，称清谈未必误国。但是，清谈之风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，于国体国运有无益处，是很值得后人好好研究的。
    我的看法，清谈也好空话也罢，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社会风气。在今天的中国，我们正面临历史的重大机遇转折。我们再也不能空谈，坐而论道了。我们看到，今天的中国仕途，是不是确实存在假话空话之风呢？看看我们的会议，看看我们的发言，看看我们的报纸，看看我们的文章，空话确已成为一大时弊。今天我们需要的，就是真干实干苦干。我认为，提倡实干兴邦，有两层基本含义：第一，有方向，不争论，埋头干，想明白的事情，就要认真去做。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。第二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从政治文化的角度，我们一定要反对政府官员陷入到清谈文化之中，防止政府官员只会“空谈大义”，而不愿意解决任何具体问题。我们坚信，全国人民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，一心一意谋发展，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定能早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。
    “空谈误国、实干兴邦”的提出，对当今中国确有重大的时代警示意义。